他站起来，把那几页纸递给我：“你要接这个案子，就得先把材料补全。”
我拿着那几页纸回到办公室，从头看了一遍，用铅笔在页边加了几行备注：“已查信访登记，材料退回，去向不明。需补办。”然后合上文件夹，放进文件筐里。
第三天下午，我去了一趟县自然资源局，去找那个当年经手的老马。他在档案室里坐了好几年了，桌上放着一只旧搪瓷杯，杯盖边缘有一道缺口。我把刘德厚的材料复印件递给他。他戴着一副老花镜看了一会儿，然后摘下眼镜放在桌上：“这个案子，我有点印象。材料是退回去了，但不是从我手上退的。当时有个年轻人接手了一段时间，他退的。那个人姓刘，已经调走了好几年了。”
“那退回去之后，应该由谁签收？”
“按规定，退回去应该由村里签收。但双河村那边没有留存。”他端起搪瓷杯喝了一口水，“这个案子，你接得住吗？”他问。我说试试看。他放下杯子：“那就试试。查得出来就查，查不出来也正常。很多事情拖久了，不是被解决了，是被压下去了。”
从县自然资源局出来之后，我站在门口点了一根烟。老马说“查得出来就查，查不出来也正常”，说明他对这个案子已经不抱任何期待了。
天黑之后，我去了一趟双河村，但这次我没有进去。摩托车停在村口路边，我坐在车座上，隔着几排房子的距离，能看到刘德厚家院门的方向。那扇院门半掩着，门缝里漏出一线灯光，像是有一盏灯还亮着。灯光从门缝里漏出来，在门前的泥地上铺开一小片暖黄色的光，像一个刚刚落笔的分号。我在村口坐了一会儿，没有去敲门，也没有熄火。
第二天上午，我召开了接案后的第一次碰头会。参会的人不多，小赵、老周、李建军、王德厚，加上我，五个人，围着一张旧长条桌，桌面上摊着刘德厚那份宅基地案子的材料。小赵把信访记录、历年来访登记和电话记录整理成一张时间线，标出了申请节点和每次被退回的时段。老周把那份旧账本翻开，指着那笔勘界费：“这笔钱没有销账，说明当年确实动过，但后续没有走完。”李建军双手搭在桌面上：“你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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