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了当时的现场勘测记录，但那份记录只有文字描述，没有附图，也没有正式的测量数据。与当时在场村干部的签字附在同一张纸上，字迹清楚但已然褪色。
“只有文字，没有图？”我翻到下一页。
“对。而且当时的村支书已经过世了，另一个参与调解的村干部也搬走了。”
我合上档案：“光靠这份记录不够。没有图，谁也说不清那条线当年是怎么划的。”
“那就不调了？”
“调。但不是靠这份记录调。你去把两家人都叫到现场，我带一把尺子去。当场量，当场对。”
下午，镇政府的院子里来了一辆三轮车，拉着一车新的档案盒，纸箱摞得很齐。老刘从三轮车驾驶座上跳下来，他的腰弯得更低了：“镇里进了新货，我给你们送过来。”他把纸箱一摞摞搬进党政办，起身时用手撑着膝盖缓了一下，才直起腰来。
王德厚站在党政办门口，看着那些码好的纸箱。“这些东西，以前也有过。过几年又会换成新的。”他说完，伸手扶正了最上面那摞略微歪斜的纸箱边缘。
傍晚，我在食堂碰到张福来。他坐在靠墙的位置，面前放着一碗面，吃得很慢。看到我端着碗走过去，他只是往旁边挪了挪，让出半个桌面的空间。我没有坐，在他对面停下来：“张师傅，农机站现在几个人？”他放下筷子，抬头看我，似乎算了一下：“一个半。”他补充道：“我算一个，另外半个是兼着别的活的，平时不常来。”
“那台收割机还转得动吗？”
“转得动。就是配件不好找了。”
我没有再问，转身走回自己的座位坐下。张福来继续低头吃面，没有再抬头。
夜里，那棵老槐树的影子被路灯拉得很长，枝条的影子落在办公室窗台上，风一吹，像正在重新排布什么。回到宿舍后我坐在床边没有开灯，窗外透进来的月光在地板上铺开一片灰白，像一张还没来得及写字的白纸，边缘微微卷起，等着被什么填满。我坐了很久，具体多久也说不清。中间那辆三轮车的发动机声在镇政府门外响了一阵，很粗的动静，像是隔了一扇没关严的窗户传进来的。我侧耳听了片刻，声音又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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