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情况、他在平川镇工作三十年的经历，都写了进去。刘教授回复：“我明天去问。”
第二天下午，刘教授打来电话。“省人民医院有一个肾病救助项目，每年有十个名额，可以减免百分之五十的费用。我帮你问了一下，今年的名额还没用完。你让老罗把材料准备好，下周带儿子来省城。”
我握着手机，差点跳起来。“刘教授，谢谢您！”
“别谢我。谢那个项目的资助方——是一个企业家，也是我们党校的学员。我跟他说了老罗的情况，他说愿意帮忙。”
我跑去水利站，把这个消息告诉老罗。他正在整理资料，听完我的话，手里的笔掉了。
“陆镇长，您说的是真的？”
“真的。省人民医院，肾病救助项目，减免百分之五十的费用。您下周带儿子去省城，我陪您一起。”
老罗站起来，握着我的手，嘴唇哆嗦了半天，说不出话。最后，他蹲下去，捂着脸，哭了。
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蹲在地上，哭得像个孩子。我站在旁边，没有劝。劝什么？劝他“别哭了”？他憋了那么久，让他哭出来，比什么都好。
过了好一会儿，他站起来，用袖子擦了擦脸。
“陆镇长，我老罗这条命，以后就是您的。”
“老罗，您别这么说。您儿子的命，是那个企业家的，是刘教授的，是省人民医院的。我只是打了个电话。”
“电话也是您打的。别人不会打这个电话。”
我没有再说什么。拍了拍他的肩膀，转身走了。
晚上，我回到宿舍，坐在书桌前，翻开赵国栋送给我的黑色笔记本，在空白页上写下了几行字：“水利站的老罗，儿子肾病，换肾要几十万。刘教授帮我联系了省人民医院的救助项目，减免百分之五十。老罗蹲在地上哭了。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哭得像个孩子。我说，我只是打了个电话。老罗说，别人不会打这个电话。”
我合上笔记本，点了一根烟。窗外有虫鸣，有风声，有远处传来的狗叫。我想起老罗趴在工作台上睡觉的样子，想起他那句“我儿子要活着”，想起他蹲在地上哭得发抖的肩膀。在基层，像老罗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不是不努力，不是不负责，是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我能帮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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