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平川镇，不是因为我不实在，是因为我干完了该干的事。
回到镇上，我去找孙德明汇报座谈会的情况。他听完，没有评价王建国，只是说了一句：“双桥镇的王建国，是个老实人。但老实人，不一定能干事。”
“孙书记，我觉得他不是不能干事，是不敢干事。”
“你说得对。在基层，敢干事比能干事更重要。”孙德明看着我，“但你也要记住，敢干事不是蛮干。要在规矩的框架内，找到突破口。”
我点了点头。
晚上，我回到宿舍，坐在书桌前，翻开赵国栋送给我的黑色笔记本，在空白页上写下了几行字：“今天遇到双桥镇的副镇长王建国，三十八岁，干了八年副镇长。他说我太实在，实在的人在基层待不长。我说，实在的人，老百姓信他。孙书记说，敢干事比能干事更重要。规矩的框架内，找到突破口。”
我合上笔记本，点了一根烟。窗外有虫鸣，有风声，有远处传来的狗叫。我想起王建国的眼神——不是嫉妒，是无奈。他曾经也是年轻人，也有理想，也有热血。但八年副镇长的生涯，把他的棱角磨平了。他变成了一个听话的、安全的、平庸的副镇长。
我不想变成那样。
（第一百零四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