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试点税费改革，逐步降低税率；2005年全面取消农业税，两千多年的“皇粮国税”成为历史。
但这条脉络的终点，是平川镇每年四十万的财政缺口。
陆浩明把农业税条例从头到尾背了下来。不是刻意背，是抄了太多遍，自然而然就记住了。他在食堂吃饭的时候，脑子里会冒出“农业税率为常年产量的百分之十五点五”。他骑摩托车下村的时候，会想起“逾期不缴纳的，由县人民委员会强制执行”。他晚上躺在床上，会默念那些条款，一条一条地过，像念经一样。
陈师傅有一次看到他边吃馒头边嘴里念念有词，问他：“小陆，你念叨啥呢？”
“农业税条例。”
“农业税？不是取消了吗？”
“取消了。但影响还在。”
陈师傅摇了摇头，没再问了。
陆浩明把农业税条例和后续的政策文件结合起来，写了一份《关于农业税取消对平川镇财政影响的调查报告》。他在报告里详细梳理了农业税的历史演变，分析了平川镇转移支付基数的形成过程，计算了历年财政缺口的累计规模，最后提出了一个建议：请求县里重新核定平川镇的转移支付基数，参照正常年份的农业税实际征收数，而不是受灾年份的减免数。
写完报告，他没有急着给孙德明看。他先给刘世安教授发了一份，请刘教授提意见。
刘教授很快回复了。他在邮件里说：“你的分析很扎实，建议也有道理。但你要知道，转移支付基数的调整涉及全省甚至全国的平衡，不是县里能决定的。你这个报告，可以作为内部参考，但不要抱太大希望。”
“不过，我欣赏你的钻研精神。基层干部能把二十年前的法律条文翻出来研究，你是第一个。”
陆浩明把刘教授的邮件看了两遍。他把报告放进了抽屉，没有拿给孙德明。不是因为怕碰钉子，而是他觉得刘教授说得对——这个报告的现实意义不大。但他没有白写。在写报告的过程中，他把农业税条例彻底弄懂了，把税费改革的逻辑理清了，把平川镇财政困境的根源找到了。这些知识，以后一定用得上。
那天晚上，他坐在宿舍里，把农业税条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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