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绷带最后一圈缠好，打了一个结，然后低下头，手指轻轻地碰了碰靳川后腰上一道更旧的疤痕——那不是新伤，是几年前留下的，颜色已经发白了，但疤痕仍然粗粝，从肩胛骨下缘斜贯至腰侧。
“你也有很多伤。”她说。
靳川没有接话。
沉默了几秒，绘里像是终于鼓足了勇气，开始断断续续地说。
她的声音很轻，但在狭小的浴室里听得很清楚。
“那个男人叫渡边隆。四年前，他在居酒屋看到我，跟踪了我三天，然后强占了我。报了两次警，但他是黑帮的人，警察不管。后来我就没再报了。他拿我的名义借了高利贷，把我父母留下的房子抵押了出去。我父亲被他上门要钱的时候推下楼梯，脑溢血。母亲熬了八个月，也走了。他那时候在喝酒，我给他打了三十七通电话，他没有接。”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手还在机械地整理着急救箱里的绷带卷，把用过的棉球收进密封袋，把碘伏瓶盖拧紧，每一个动作都一丝不苟，像在做家务。
她的表情几乎没有变化，只有嘴唇微微发白。
靳川没有说话。
他安静地听完了整段叙述，然后好奇问道：
“你知道我是谁吗？”
听到这话，绘里停下手中的动作，抬起头看着他。
浴室里的水汽把他的面容蒸得有些模糊，但那双眼底的冷静和压迫感是洗不掉的。她点了点头。
“电视上看到了。NHK播了三天。他们说你杀了三百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