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来了深重灾难和巨大的损失。无数房屋被毁，全部电线被破坏，大量官私财物被掠劫。
据不完全统计，仅官方财产损失，就达到18亿元以上。而军械弹药物资的损失更为严重，损失飞机262架、迫击炮和各种口径大炮3019门、战车26辆、各式机关枪5864挺、各种步枪和手枪118206支，以及大量的各种枪炮弹药、被服、粮等不尽其数。东北三省官银号各分号共损失：奉大洋15801749元、奉小洋161094元、法大洋30400元、现大洋702669元、金票32元；
华夏银行被掠白银4000万两，张学良官邸被掠劫黄金80000条，计256万两，价值华币2.6亿元。
这一切怪谁！怪身任国民军副司令的败家子张汉卿？还是怪民国军政集权于一身的老蒋？
当日本关东军偷袭东北军北大营时，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正在北平中和戏院观看京剧；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正在家给父亲做寿；黑龙江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万福麟、将大权交给儿子，自己也在北平作乐；吉林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张作相、为其父奔丧回了锦州。
东北地区及辽宁省的军政要员们，大半不在岗位上，就连北大营驻军中，均有不少将领不在营里，其中便包括主力军、东北军第七旅的旅长王以哲。
面对九一八这一天，华夏自上而下倍感“突然”。但早在这天之前百年间，日本已经着手绘制华夏地图无数，华夏全国的山川地志、关隘兵要，乃至城镇乡村、田亩水井，均在其图上胸中。
华夏的政治派别、军事力量、经济外交等时政民情，无不在日本的精研细琢之列。
1927年6月，日本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要》。
田中奏折中提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
这份奏折在1929年就被曝光，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与东北军政高层谁人不知？两年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及日本，到1931年，日本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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