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查尔斯坐在书桌前，面前摊开一叠空白的稿纸。他拿起笔，笔尖在纸面上方停了一会儿，然后开始写。
他写得很慢。每一句话都要经过反复的推敲，每一个术语都要经过确认，确保它在这个时代的学术语境中是成立的。
查尔斯没有按照莫里亚蒂的想法，写那封“举报信”。
他写的是“学院治理结构中拨款术语模糊性的若干案例研究”——这听起来很安全，听起来像是在从事一项无涉立场的纯学术观察工作。
但他把那些案例排列成了一种特定的顺序：
先是一笔正常申请被驳回，驳回理由被擦除；
然后是一笔同等的经费以“学术交流”的名义流向一个不在学院名录中的账户；
然后是弗莱明爵士在与相关人员的书面和当面交涉后，开始规律性地出现在图书馆二层，固定座位旁边是一个始终未被占用的位置。
他没有提到那封信，也没有提到“心脏衰竭”——但他写的每一个段落都在让读者走向同一个结论：在弗莱明爵士去世之前，他正在接近某个他不应该接近的真相。
写完最后一段时，窗外的天色已经从灰白变成了一种深沉的暮蓝。
他放下笔，指尖上沾着一层薄薄的墨渍。
他没有立刻读第二遍。他只是靠进椅背，闭上眼睛，让自己的呼吸缓慢地沉下去。
他知道自己刚刚写完的东西是一个陷阱。
读它的人会自然地走向那个结论，然后他们不得不问自己：谁有动机阻止弗莱明爵士继续往前走？谁有权力擦除一份经费申请的驳回理由？谁能够确保一封信在寄出之前被截停？
这些问题会落到普莱斯身上，但也会继续向上延伸——因为一个管事不可能凭一己之力完成所有这些事，他上面还有人的手。
查尔斯把自己的笔名签在了文章末尾，然后把它折好，放进了文件袋。
他本可以直接去交给莫里亚蒂。但他先去了亚瑟的宿舍。
亚瑟开门时依然带着那种这几日常伴的倦意，但看到查尔斯手中的文件袋时，他安静地让开了门口。
“你写了什么？”
“一篇短文。”查尔斯说，然后他把那个词又修正了一下，“一篇研究。”
亚瑟接过文件袋，抽出里面的纸页，读得很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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