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八零年十二月，英国伦敦。
泰晤士河上的水汽与工厂烟囱吐出的煤烟纠缠在一起，沉甸甸地压在城市的头顶。
一辆公共马车在贝克街转角停下。
车门打开，伸出一只戴着黑羊皮手套的手，轻扶了下门框。
随后，一个年轻男人踏上了人行道边沿略有些松动的石板。
他确实年轻，二十出头的模样，有着一张令人联想到于连·索雷尔的脸——清秀，轮廓分明，带着某种敏感而近乎女性的精巧。
但他比司汤达笔下那个野心勃勃的青年更加苍白。颧骨在薄皮肤下显出轻微的凸起，使得那双眼睛格外突兀且幽深，里头没有多少青年人的热望或躁动，反倒沉淀着一种与年龄不符的疲惫，甚至是一丝挥之不去的病气。
马车夫得了酬金，在驾驶座上瞥了他一眼，咕哝了一句“当心身体，先生”，便挥鞭驱马，缓缓消失在雾中。
这个年轻人，也就是查尔斯·C·凯普莱特，站定了，无声地叹了口气。
“贝克街221B，”他调整了一下围巾，低声喃喃道，“好极了。”
距离他来到这个世界还不到一周。
而他已经被迫学会了如何像个真正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那样生活：用笨重的剃须刀刮脸而不割破喉咙，系那些复杂的领结和背心扣子，在公共场合保持得体的沉默，以及计算每一个便士的用途。
前世，他还是个二十一世纪留学生，在伦敦攻读数学硕士学位。
闲暇时，他也常制作分享写文学阅读与写作的视频，因为思维跳脱却有着细腻的心绪和文笔，慢慢也在这个赛道上小有人气。
但一场莫名其妙的事故，或者一次熬夜过度后的猝死，他至今没弄清楚具体原因。总之，醒来时，他就躺在了牛津大学基督堂学院宿舍的床上，头痛欲裂，浑身滚烫，而脑海里多出了另一个人的记忆。
这个年轻人刚满二十岁，由于先天肺部就有问题，加上经年的神经衰弱，他染上了严重的风寒，不得不停止了学业。
连续三天的高烧后，那个真正的查尔斯悄无声息地死在了自己的床上，而穿越者的意识占据了这个尚有余温的躯壳。
病来得猛，去得却不算慢。
新生的查尔斯在床上又躺了两天，高烧奇迹般地退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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