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件大事。
钟明仁的血压问题比他表现出来的严重得多。
他每天都要吃那瓶白色药瓶里的药——药瓶被他放在办公桌左手边的抽屉里，每天下午三点准时拿出来吃两粒。
有时候开会开到一半，他会借着喝水的动作把药顺进嘴里，旁边的秘书注意到了，但什么也不敢说。
他去了三次省人民医院，每次都说是"例行体检"。
给他开药的医生最终忍不住了，说了一句："您这情况，不能太操心。
再这样下去，降压药也未必能压得住。"
"不操心怎么工作？"钟明仁回了一句。
医生没再接话，把药方递给了他。
钟明仁拿着药方走出诊室，在走廊里停了一下。
他想起自己离开边西之前，那边的班子虽然也有小摩擦，但没有人敢在他面前"请假不来开会"。
没有人敢让他等，没有人敢对他隐瞒行程。
到了汉东，一切都不一样了。
这里的人用沉默代替对抗，用"不知道"代替"不配合"，用"有要事"代替"你算老几"。
谁都在找祁阳那天到底去见了谁，但谁都跟他说"不知道"。
他回到办公室，把那瓶药从抽屉里拿出来，放在桌面上，看了几秒，然后放回去了。
他心想，赵城当初来汉东，是不是也是这种感觉——明明坐在主位上，但桌上的牌像是被人在背后一张一张地换过了，每翻开一张都不是他以为的那张，每张牌都是新来的。
不过他钟明仁可不是赵城那个莽夫！更不是沙瑞金那个愣头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