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性。既然中国决定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就决定了必然出现两个中国。1个中国是中国本土的中国，1个是为世界资本提供金融服务的中华帝国主义的中国。如果中国国内的金融帝国主义派占据优势，走上了错误的道路，这两个中国就将针锋相对，水火不容。
面对这样的难题，李润石真的没有时间去考虑印度地区的事情。因为印度地区不管怎么闹，最终都只可能服从于未来的世界经济秩序。决定未来印度地区命运的最重大因素，并不来自于印度地区内部，而是来自于中国的发展。
处于被动状态的并不是只有印度地区，而是整个世界都将受到中国这个主导性力量的左右。
写完信的时候，李润石大部分脑力其实在中国这边。写完信的几秒后，李润石更是完全忘记了此事。因为何锐在长谈中讲述了许多中国未来的可能，以及这些可能背后的方法论。
譬如，中国现阶段最重要的事情并非是夺取自己的利益，而是先打击自己的盟友。只有先给盟友套上枷锁，中国才能更顺畅的走下去。
李润石回想着何锐的话，突然有些心烦意乱。他曾经以为何锐的思想都放在光明面上，这次长谈才让李润石看到何锐脑海中黑暗无比的那部分。这部分黑暗并非邪恶，而是实事求是的现实主义政治经济方法论。
在何锐讲述的诸多方法论中，给当下的李润石留下最印象的事对日本的处置方式。在中国的传统思维模式中，日本出力极大，必然给与日本以相应的报酬。何锐并不反对给与日本报酬，而是用阳谋的方式，通过产业划分的方式给日本带上枷锁。
李润石听很多同志们说起过对战后日本的担忧，他也考虑过各种方案，暂时没能想出如何在不得罪日本的情况下钳制日本的方法论。
何锐的方法论很简单，那就是将日本培养成中国最有价值的资产。日本这个资产的价值体现，就在于其作为跟随者的身份。日本最大的弱点在于其缺乏市场，中国需要利用自己掌握的市场，将日本的经济限制在某些领域上。
这些领域肯定能让日本获得丰厚的收益，却也仅仅如此而已。中国出于国家考虑，不能用暴力或者敌对的手段打击限制日本，而是要通过界定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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