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继续说：“南京因此震怒，处里经过调查认定问题出现在重庆，责令我们重庆站限期破案。我们接到命令后，立刻展开了调查。
首先排查所有能够接触到炮团机密的人员，包括筹备处的军官、参谋、文职人员，甚至连负责送文件的勤务兵都查了，一共三十七个人。”
“有什么结果吗？”
“一无所获。”李国栋的语气里带着一丝沮丧，“我们对这三十七个人进行了全面的背景审查、跟踪监视、通信检查，甚至秘密搜查了他们的住处。没有发现任何人与日本人有接触，也没有发现任何人有异常的经济来源或生活作风问题。这些人都是清白的。”
“不瞒陈科长，”李国栋苦笑道：“在这个案子中，我们甚至没有发现日本人的影子，一度怀疑问题到底是不是真的出在重庆。”
陈树声翻看着桌上的文件，一页一页地看，不时问几句：“这个人的背景你们查了多久？”“那份通信记录你们核对过没有？”李国栋一一回答。
看了大约一个多小时，陈树声把文件合上，靠在椅背上。
“李队长，你们的工作做得很扎实。”他说，“三十七个人，每个人的行踪、社会关系都查得很细，不容易。”
李国栋苦笑了一下：“查得细有什么用？还是找不到突破口。”
陈树声想了想，说：“这样吧，我有个建议。时间紧急，我们先把一些嫌疑很小的人排除掉，把范围缩小到真正有可能接触核心机密的人身上。三十七个人太多，人力分散，什么都查不出来。集中精力查几个，反而可能有效果。”
李国栋点头：“陈科长说得对。那您觉得，应该重点查哪几个？”
陈树声翻开文件，从里面抽出了几页纸，摆在桌上。
“我刚刚看了一遍，这五个人，”他指着名单，“我认为嫌疑最大。”
李国栋凑过来看。名单上是五个人的名字和职务，排在第一个的是一名少校参谋，负责拟定高炮阵地的初步布防方案。接下来依次是四个分别是负责弹药调配的一名中校、负责通信联络的一名少校、负责后勤保障的一名上尉，以及负责文件收发的一个文职人员。
“这几个人都是接触机密最多的人，其他人最多负责某一个方面。如此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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