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有几个原本主修植物分类学的学生开始主动学习概率论，以便更好地理解孟德尔在论文中使用的统计方法。
在这场学术风暴的中心，伊迪斯却表现得异常安静。
她知道自己已经做了她能做的事，剩下的工作应该交给这个时代最有热情和行动力的研究者们去完成。
十一月的第二个星期二，一封来自布尔诺的信寄到了UCL。
寄件人署名处写着一个名字：GregorMendel。
伊迪斯先从茶水台那默默地泡了杯茶，压了压激动的心情。
然后才小心翼翼地打开信。
一共好几页纸，每一页纸都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句子，显然是在收到乔治·达尔文的来信后连夜写的回信，然后跨国辗转寄到了伦敦。
她在信中读到了长久的感动和激动。
孟德尔说，他当年发表这篇论文时，曾将副本寄给当时几位著名的植物学家，但几乎没有人回应。
只有慕尼黑大学的卡尔·冯·内格里教授给他回过信，建议他用山柳菊再做一遍实验。
孟德尔在信中写道：“我花了几年时间在山柳菊上，结果完全无法重复我在豌豆上观察到的规律。我一度以为是自己之前的实验出了什么差错。现在我明白了——不是我的实验出了差错，是我选错了验证用的植物。
而当内格里教授的建议把我引向了一条岔路时，我身边没有任何人告诉我‘也许你应该换一种材料再试一次’。
所以我回到修道院，重新开始。我用豌豆、玉米、紫罗兰继续做杂交实验，积累了更多数据，但再也没有把它们整理成论文投稿——因为我不确定这些数据还有人会在意。”
他说他最近在布尔诺忙于跟地方税务局打官司，因为帝国出台宗教基金税新法，强制修道院全部不动产、动产计税，用于补贴天主教神职人员，修道院税负大幅上涨。
他认定税法对修道院极不公平，拒绝配合全额申报、拒绝缴税，正式和政府开启长期诉讼对抗。
他写道：“这场抗诉已经让我身心受损，但得知您在剑桥的研讨会上提到我的研究，并且有那么多优秀的学者开始重复我的实验，我深感荣幸和欣慰。知识不在于被发现，而在于被分享和传承。
感谢您让更多人知道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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