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安稳’。”
“溥仪晚年写过一本很畅销的自传，《我的前半生》，里面用大量的笔墨，对自己进行了全方位的艺术加工与美化，他把一切罪过推给了‘被逼无奈’，推给了‘时代裹挟’。”
赵书尧双眼微眯，眼中闪过一丝刺骨的寒意，一行字被重重地敲在屏幕上：
“对于这种说法，我个人感到极度的反胃，我并不相信所谓的被逼无奈，如果一个人真的不想去做某件事，有无数种抗争的方式，哪怕学学大明的末代君主，找棵树挂上去，也算是给民族留下了最后一丝体面。”
“可惜，他没有这个血性，或者说，这种对其他民族生命的漠视和冷血，根本就是满清祖传的基因。”
这段推演逻辑严密，层层递进，先拆掉伪装的无奈，再揭露实质的罪恶，最后将矛头精准地指向整个满清的统治基因。
但这就够了吗？
想彻底撕下这群学阀鼓吹的“仁政”底裤，光靠近代史不行，必须把大清的根基挖出来鞭尸，他要抛出一个在2016年普通人认知里绝对冷门，却又极其核爆的真相。
“既然说到了祖传的冷血，那我们不妨把时间线往前推两百年，看一桩历史学界心照不宣，却极少向大众科普的悬案——明末清初的四川人口锐减之谜。”
键盘再次响动，文字如利刃般在文档上排列。
“我们从小的认知里，都听说过‘张献忠屠川’，这位农民军首领确实造下过杀孽，这点不洗，但是，咱们算一笔最简单的账。”
“根据《明史》及地方志记载，明朝万历年间，四川总人口在六百万左右，而到了满清顺治十八年，整个四川在籍人口，只剩下区区九万余人，九万人啊，连现在一个大点的小区人口都不如！”
“有人把这六百万人的死全扣在张献忠头上，诸位，张献忠大西政权在四川满打满算统治了几年？不到两年，他的兵力控制范围，甚至都没出过成都平原及其周边几个州府。”
“靠那个冷兵器时代落后的杀戮效率，他能在两年内把一个地形崎岖的大省六百万人杀得干干净净？”
赵书尧将脑子里《雅州府志》上内容一字一顿地敲下史料实证。
“四川人口锐减的最低点，出现在十七世纪六十年代，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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