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尾款，我来付。”
巴纳德把这话带到了哈蒙德的船厂。哈蒙德先生听完，坐在那张旧桌子后面，一只手按着桌上那叠图纸，好一会儿没说话。
蒸汽机那笔尾款是他最头疼的事。铁肋船的龙骨已经架好了，没有蒸汽机，那艘船就是个空壳子。他咬了咬牙，说两万五。
巴纳德又跑了一趟。两万二。
又跑了一趟。两万三，加蒸汽机尾款，再加一条——船厂未来的专利收益，按持股比例分红。
哈蒙德先生听到“专利”两个字的时候愣了一下。他不太懂专利那套东西，可他听懂了一件事——这个女人不是在趁火打劫。她是在告诉他，你那些画在废纸背面的线条，以后可以换钱。
“两万三。加蒸汽机尾款。加专利分红。”他把这几个词又念了一遍，像在掂它们的重量。然后他站起来，伸出手。“成交。”
合同是由巴纳德律师逐条拟定的。他趴在哈蒙德那张堆满图纸的旧桌子上，把每一款条文念出声来。哈蒙德先生坐在对面，两只手交叉在胸前，听到哪一条不明白就打断——什么叫做优先认购权，什么叫做专利收益分配，什么叫做重大经营事项的否决权。
巴纳德一个一个解释，有时候要翻出以前的案例来举例，有时候干脆在纸背面画流程图。
窗外的天从午后亮到黄昏，工棚里的铆锤声停了又响，响了又停。等哈蒙德先生终于把最后一页翻过去、在签名栏旁边写下自己名字的时候，煤油灯已经点起来了。
加德纳舅舅签了受托人那一栏。他把合同推到玛丽面前。玛丽从随身的小皮包里取出那本深棕色封面的支票簿，翻到最新那一页。
羽毛笔蘸了蘸墨水，她在金额栏里写下一个数字——不是两万三，是两万三千一百五十镑，其中那零头的一百五十镑，是巴纳德先生核算完蒸汽机尾款后加上去的精确数字。
她签下自己的名字，字迹很稳，一笔一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