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是，其实一开始北宋文官争斗没那么严重，到了宋徽宗时期之所以如此严重归根到底的原因就是一代又一代的积累。
北宋初期，文官们尚没有形成牢固而明确的集团划分，“朋党之争”对新成立的北宋王朝还构不成威胁。
随着“文人治国”路线的持续推进，使北宋时期的文官权力不断上升，为了巩固取得的既得利益，便开始拉拢人脉：
同一年考取进士的官员会以“同年会”的形式维系同窗之谊；
已经升官发财的，会在考取功名的新人当中寻找苗子，培养自己的崇拜者和追随者，使自己在官场上处于不败之地。
文官的利益集团就这么慢慢形成。
到宋真宗时期，文官集团的权力已经让皇帝越来越忌惮，为了牢牢的控制自己手中的权利，推行了“异论相搅”的政策。
其意图是让大臣们相互争斗，从而互相制约，强化自己手中的权力。这就等于鼓励了文官集团进行“朋党之争”。
到了宋仁宗时期，以大官僚集团为基础所形成的“朋党”之争日趋激烈。这些“朋党”实际上就是围绕个人私利而组成的利益团体。
他们为了自己的私利而不择手段，“朋党”之间相互诋毁、互相陷害，使北宋时期的官吏在处理问题方面毫无道义可言。
不但扰乱了官场秩序，甚至导致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处于停滞状态，并使国家逐渐走向衰亡。
到了宋神宗时期，“朋党”之争已经完全形成了一种以党派之间相互压榨的利益斗争。有些人就会打着维护新法令政策的旗号，与旧党形成鲜明的对立。旧党也会在各种言论和行为方面针对新党派。
每个人都在寻找政治靠山，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并通过各种手段打压其他党派，形成了人人自危和各党派争权的混乱局面，还使得优秀人才无法为国家所用。
这样的斗争内耗，已经没有人忧国忧民，为国家发展献计献策，各种改革政策朝令夕改，不仅耽误了农业生产，同时也导致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对北宋的政治、经济、生产、生活，都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深陷党派之争的官员们已经斗红了眼，无暇顾及经济发展，使当时的国家局面极度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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