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的小老板、跑运输的司机、工地上的包工头、甚至还有两个是村干部。
每个人都是一百块，韦红霞拿八十，周五金抽二十。
一天多的时候接三四个，少的时候一两个。
钱来得快，去得也快，刘平奎的药费像个无底洞，多少钱填进去都看不见水花。
周五金每天晚上都会给她发一条消息，像打卡一样：“今天生意不错，明天继续。”
有时候还会附上一句：“你那边有没有新人？澡堂子又缺人了。”
韦红霞每次都回：“在找。”
她确实在找。她把村里那些手头紧的女人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又一遍，像过筛子一样。
筛掉那些嘴不严的，筛掉那些长得不行的，筛掉那些男人在家的，最后筛出来的，没剩几个。
她想到了一个人——陈秀英。
陈秀英三十五岁，丈夫在煤矿上出了事故，瘫痪在床三年了。
她一个人照顾丈夫和两个孩子，日子过得比孙桂兰还苦。
韦红霞跟她不太熟，但知道她是个嘴严的人，三年了，从来没听她跟任何人抱怨过。
那天下午，韦红霞去了一趟陈秀英家。
陈秀英家的院子比孙桂兰家的还破，土墙塌了半截，用玉米秆子挡着。院子里晒着几件洗得发白的衣服，一只瘦骨嶙峋的猫蹲在墙头，绿莹莹的眼睛盯着韦红霞看。
陈秀英正在给丈夫擦身子。
她男人躺在床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眼睛半睁半闭，嘴巴微微张着，嘴角流着口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