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风险，在组织的评估体系中都应该被列为最高优先级。
第三种：组织已经启动了召回程序，但靳友岱本人拒绝了。
这个可能性让陆深在黑暗中沉默了很久。
他在前世的档案中读到过太多这样的案例.....潜伏者在敌方体系中待得太久，久到连他们自己都无法分辨哪一个身份是真实哪一个是伪装的。
他们的社会关系、职业成就、甚至家庭生活，全部建立在那个伪装身份之上。
当组织要求他们撤离时，他们面对的不是一次简单的回家，而是一次不可逆的身份自杀.....抛弃三十年来积累的一切，以一个陌生人的身份重新开始。
很多人选择了留下。
不是因为叛变，也不是因为不忠诚，而是因为....他们已经无法离开那个自己花了半辈子塑造的壳。
靳友岱在米国待了多少年？
三十年。
从一个青年到一个老人，从一个初入AIC的年轻分析员到亚洲政策研究室主任，从黑发到白发。
他的朋友在这里，他的同事在这里，他的房子在这里，他的生活在这里。
如果组织说回来，他会怎么回答？
陆深不知道。
但他知道一件事....不管靳友岱怎么回答，他都必须在普莱斯的证据链闭合之前见到这个人。
亲自见到。
面对面。
……
随后，陆深将搜集信息的重心从靳友岱的日常行踪转向了一个更具体的方向.....靳友岱在兰利总部内部的固定行为模式。
一个在同一套体系内工作了三十年的人，一定有固定的行为模式。
固定的上班时间，固定的停车位，固定的午餐地点，固定的工作流程。
这些固定模式中，陆深需要找到一个窗口..一个他可以不引起任何怀疑地出现在靳友岱附近的窗口。
周二上午，陆深在四层西翼的走廊里，与亚洲政策研究室的一名初级分析员擦肩而过。
那个年轻人手里抱着一摞文件夹，走得很急，差点撞到陆深。
“抱歉，抱歉。”年轻人匆忙道歉，语速极快，“靳主任要的档案，得在他下去之前送到。”
“下去？”
“绝密档案库。”年轻人已经走出了两步，头也不回地说，“每周三下午两点，雷打不动。”
陆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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