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带着一种刻骨铭心的分量。
在座的人都知道，陈主任这句话，是有来历的。
他在平山县玻璃瓶厂干了二十多年，从最底层的烧窑工干起，一步一步做到车间主任，再做到厂里的技术骨干。当年厂里引进过一套日本产的退火窑设备，日本人派了技术员来安装调试，从头到尾对中国工人严防死守，核心参数全部保密，调试的时候连车间都不让中国工人进。陈主任那时候还是个年轻的技术员，站在车间外面，隔着窗户看日本人干活，心里憋着一股气，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那件事，他记了十几年。
他端着搪瓷杯，目光变得有些深远，声音沉沉地说道：
"我在玻璃厂这些年，见过太多这样的事情了。外国的设备，外国的技术，进来了，我们不会，就得低头，就得求人，就得让人家卡着脖子过日子。"
"那种滋味，不好受。"
他抬起头，看着张家栋，目光里带着一种老前辈特有的、沉甸甸的托付：
"但今天，不一样了。"
"我们自己做出来了。我们用自己的工艺，把日本人的产品，在招标会上比下去了。"
"这口气，我们争回来了。"
他端起搪瓷杯，仰头，把杯子里剩下的酒一口喝干，然后重重地把杯子往桌上一放，声音里带着一种斩钉截铁的决心：
"所以，张厂长，你放心大胆地干！干别的，我们这些老骨头，可能是不行了……"
"腿脚慢了，眼睛花了，新机器学得也慢——这些，我认。"
"但你要说跟日本人对着干？"
他猛地一拍胸口，发出"砰"的一声闷响，声音里带着一股子不服老的倔劲儿：
"老子至少还能再拼几十年！"
这句话，从一个五十多岁的、头发已经花白的老工人嘴里说出来，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分量。不是虚张声势，不是豪言壮语，而是一个在窑炉旁站了半辈子的人，把自己这把老骨头掂量了又掂量之后，从心底里掏出来的一句话。
屋子里，没有人说话。
但每个人的眼神，都变了。
孙立军是第一个坐不住的。他腾地一下站起来，搪瓷杯里的酒晃了出来，洒在桌上，他也顾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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