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明治初期“‘富国强兵”政策的实施和扩军备战，日本在与欧美列强和好的同时，以武力从南、北两个方向向亚太地区扩张的对外政策己经比较明朗。而实施这样的政策，矛头最终必然指向中国。
山县首相在日本第一届国会上，首次发表了施政方针的演说，公开了他的“维持国家独立、伸张国势”的对外主张：“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守护主权线，二曰保护利益线。
所谓主权线，乃为国之疆域。所谓利益线，乃与主权线之安危密切攸关之区域。如若不保主权线及利益线，则国将不国。方今于列国之间，欲维持一国之独立，独守主权线己不足，非保护利益线不可”。
山县有朋的上述“利益线”主张及发表的演说，标志着作为近代日本国策的以大陆政策为主体的亚太政策己基本形成了。
在甲午战争的军事作战阶段，日本对华战略方针是经由朝鲜半岛，先在东北的辽东半岛，逐步向山东半岛、台湾岛转变。
它反映了日本从北上、南进两个方向，实施其亚太政策的企图。而这个战略方针的转变过程，还包含了山县有朋、伊藤博文这两个重要人物在政策实施上的主张的分歧与斗争。
1894年11月底，山县有朋亲自率领的第一军，与第二军配合，攻占了辽东半岛大部。他决定按预定计划，继续向山海关进攻，发动直隶作战，进而攻陷北京。
但他的主张受到了伊藤博文的反对。12月4日的大本营会议上，伊藤提出了“进攻威海、略取台湾”的意见书，主张另外组建一军，渡海进攻威海卫，歼灭北洋舰队余部，与辽东半岛一起“扼渤海之锁钥’，与此同时，“要以南向夺取台湾为大计”。
因为在当时的日本，“持台湾诸岛作为战争之结果必归我所有之论者，晚近于朝野间愈益增多”；日本必须先以兵力占领之，作为在战后媾和条约中割让台湾的根据。
日本在控制渤海、威胁直隶的形势下，迅速开始了略取台湾的作战，同时在旅顺设立“征清大总督府”，继续保持对直隶地区的军事压力。
清政府被迫于4月17日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结束战争。通过该条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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