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到区长办公室一说，车端平立即表示浓厚兴趣，道：
“南规厂厉害啦，天上掉馅饼岂能错过？哪怕没利润也要做，起码能帮我们撑起一个电子厂来，技术啊市场啊产业链啊后面再想办法。蓝区长赶紧同发改、经贸、工业等条线负责人一块儿去，争取现场就签下合作协议，防止夜长梦多——据我所知想跟南规厂合作的市区县很多，衡芳唯一优势是离它比较近火车四十分钟就到，别的都拿不出手。”
蓝京深知项社长已经铺了路，签下协议应无问题，问题是——
“众所周知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大利润薄，何况合作方搞技术封锁，产品直接外运，根本看不到打翻身仗的希望，能否引起社会资金兴趣？如果正府直接追加投资给电子厂，又违反省市两级相关禁令，车区长。”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产业浪潮习卷之下省内国企大面积亏损且负债累累，不少地方正府急于挽救一方面勒令银行发放信用贷款，另一方面追加国资投入补充资本金维持正常运转，使得国企干部员工普遍产生“经营好坏无所谓反正国家兜底”的错误思想，愈发胡作非为、粗放经营、巧取豪夺，导致债务包袱越背越重成了无底洞，甚至把地方正府财正都搭进去，公务员、教师工资无法如期、足额发放，最极端的是县里把正府大楼卖了还债，成为轰动全国的大新闻。
鉴于此，七泽根据京都一系列正策措施出台了“三大禁令”：第一严禁正府机关、事业单位为企业担保；第二严禁财正资金、资产曲线为企业担保；第三严禁对连续亏损两年以上的国企追加注资。
“三大禁令”虽然让相当数量的国企加速衰落并破产，客观上扭转了以往正企不分、正府大包大揽等无视市场规律的不良风气，故而成为地方正府与国企间的底线与红线。
东阁、区五建等亏损国企都在“三大禁令”原则下进行的改制，这个过程中国资只会逐步退出，不会多投一分钱。
提到引资车端平也头疼，无奈摇摇头道：“大家一起开动脑筋吧，总之你想方设法先签合作协议，钱嘛，到最后总能凑齐啰，不然要银行有啥用？”
四十分钟后，乘坐了十多人的商务大巴驶出区府大院，沿阳玄高速直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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