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傅，您好，我叫孟兰亭，从省里来的。”她的声音不高，但很清晰，“我们今天来，不解决问题，也不做承诺。就是想听你们说说话，说说你们心里的委屈和难处。”
陈工生审视着她，眼神里的怀疑没有减少。
“说？跟你们有什么好说的？说完了，问题就能解决？钱就能发下来？”一个工人忍不住嚷嚷起来。
“就是，我们不信当官的！”
工人们的情绪有些激动。
赵建民的脸色很难看，正要呵斥，却被孟兰亭一个眼神制止了。
孟兰亭没有理会那些嘈杂的声音，目光始终看着陈工生：“老师傅，您在厂里干了多少年？”
陈工生愣了一下，似乎没想到她会问这个。他下意识地回答：“从十八岁进厂，到五十二岁厂子没了，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孟兰亭轻声重复了一遍，“那您对这个厂，比我们在场的任何一个人都有感情。厂子是怎么一步步到今天的，您比任何人都清楚。我今天，就是想当个学生，听您这位老师傅，给我们上一课，讲讲这个厂子的历史，行吗？”
陈工生的嘴唇动了动，眼眶忽然有些发红。
“学生”、“老师傅”、“上一课”，这几个词，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他心里那把生锈的锁。
多少年了，没有一个当官的，用这种口气跟他说过话。
他沉默了很久，最后点了点头，转身朝那栋破旧的办公楼走去：“跟我来吧。”
办公楼里一股霉味，走廊上积满了灰尘。
陈工生带着他们进了一间废弃的档案室。他从一个锁着的铁皮柜里，小心翼翼地捧出一个用布包着的东西。
打开布包，里面是一个深蓝色的硬壳笔记本，封面已经磨损得看不清字迹。
“这是我的工作日记，也是我们厂的半本账。”陈工生抚摸着笔记本，就像抚摸自己的孩子，“从我当上车间主任那天起，每天的生产任务，领了多少料，出了多少成品，甚至每个月工友们加了几个小时的班，我都记在上面。”
他翻开本子，泛黄的纸页上，是用钢笔写得密密麻麻的字迹，工整得像印刷出来的一样。
“你们看，这是改制前一个月，我们厂的仓库里还有八百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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