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得很直。
这一瞬间她不像个在派对上被所有人围着的杜邦家的女儿，倒像个坐在教室最后一排，正准备说出一句她想了很久的话的女学生。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再征询他人意见了，人生这点责任，自己负。”
玻璃外面，乐队换了曲子，萨克斯退下去，钢琴接上来，叮咚两声，像谁在很远的地方敲了一下水面。
陆深把杯子放回桌上。
他看着她，看了很久，
“伊芙琳。”
“我不是什么好人。”
他等着看她的反应...他见过太多种反应了。
有人会紧张，有人会追问，有人会说‘我不在乎’，而说我不在乎的那些人，通常最在乎。
伊芙琳的反应是:她笑了。
她像是听到了一个非常好笑的笑话，笑得往后靠进藤椅里，一只手按着额头，肩膀一抖一抖。
她笑到眼角都湿了，才慢慢地把手放下来。
然后她的笑声停住了，重新坐正，双手放回膝上，脸上那点笑纹一条一条地退下去，退成一张陆深从没见过的脸....
“四乙基铅。”她说，
“含铅汽油。
世纪级的公共灾难。
我们知道它有毒，我们从二十年代就知道，实验室里死过人，工人发疯了，从窗户跳出去。
我们开了记者会，我们请了专家，我们说那是‘操作不当’。
然后我们卖了六十年。”
陆深没有动。
“劳工镇压，反工会。”
伊芙琳的声音很稳，像在念一份她背了很多遍的东西，
“三十年代，我们雇过侦探，雇过打手，雇过在工厂里记名字的人。
名单上的人第二天就不用来上班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
伊芙琳呼吸急促了些许，
“欧洲那四年，我们卖了四十亿磅火药。
四十亿磅，陆。
战前我们家族的资产是七千五百万，战后是三亿。
有人在报纸上骂我们是死亡贩子，我曾祖父把那份报纸剪下来，配了框，挂在办公室里。”
“甚至，”她的下颌线动了一下，“与纳粹德国的经贸往来。
三十年代，我们和法本公司的技术交换协议。
四十年代初，还有人在为那些合同的续签写备忘录。”
她说完了。
日光房里安静下来，远处网球拍的脆响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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