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成为现代民主国家的标志，这足以说明这种制度的先进性。设法立制，多是为了克服以往弊政，其所立之制，不乏可供后世借鉴之处。
“家天下”的政体本身就决定了这个制度是为维护赵氏政权的传承和统治服务的。赵匡胤即位后，深鉴五代时期五人专权跋扈之弊，所以才注重任用科举出身的文臣，他曾说：任命文臣为官，即使都去贪污，也比任用武将的危害小！可见制定的目的就是取代过去的贵族政治和武人政治，达到强干弱枝、尚文抑武的效果。
制度是好制度，也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巩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照顾了方方面面的利益，较好地调整了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使宋朝统治的百余年间较少有大的政治风波，从而保证了其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的大发展。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特殊性，宋代的文官制度也带来了各种严重的政治恶果。
首先，由于相权低落，台谏权重，致政出多门互相掣肋；官吏因循保守，冗官充斥于朝，行政效率低下。史称“今中书主民，枢密院主兵，三司主财务不相知。故财已匮而枢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财不已。中书视民之困而不知使枢密减兵，三司宽财以救民困者，制国用之职不在中书也。”这也导致金军已经渡过了黄河，而朝廷还没有商量出应对之策，可谓是莫大的讽刺。
另外，为牵制地方，宋室加设了许多官职，使官僚机构庞大。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不与朝政；侍郎给事不领省职；左右谏议无言责，而起居郎、起居令人不执记事之笔；……至于仆射，尚书、丞、朗、朗中、员外、居其官不知其职者，秘书、殿中二省名存实亡，九寺、五监、尤为空官。但是不做事不等于不给开工资，这造成了财政拮据，国用日竭，十羊九牧成了真实的写照。
再者，中央集权虽有助消除军事割据，然矫枉过正，造成地方之过度嬴弱。地方官吏事事听命于中央，施政不能自主，税收又尽收归于中央，故地方贫弱，无从建设，一旦有事很难应变。正是兵也收上，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后果就是“靖康之祸，虏骑所过，莫不溃散。”
‘矫枉过正’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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