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有怨言，每个人都在尽心尽力的做事。
来自后世的刘衍当然知道根据地的重要，眼下剿匪所得是可以养一些兵马，不过当有一天外需疲惫时，养兵养人的钱粮就需要自己地盘人口带动了，所以自己土地的经营不能松懈，不论是晒盐场、肥皂工坊、酒坊，还是火器督造处、兵甲督造处，都要继续发展壮大，人口也是多多益善。
而就在刘衍一面派兵剿匪，一面开始收容灾民、流民的时候，随着王家庄各处人口的增长与名气的悄悄传扬，有一些商人找到了刘衍，希望能让他们在大盘堡和王家庄内开设店铺。
不说现在大盘堡、王家庄堡内土地紧张，就算这些商人在堡内买地盖房可以让刘衍赚一些钱，刘衍也不稀罕。
对于明末的商人，刘衍一向是满怀戒心的！九边各镇许多商户都是建奴鞑子的细作，就算不是细作，也经常向他们通风报信，提供情报，万历末年的铁岭、开源、抚顺、辽阳等地陷落，就是坏在内贼的开门应和上。
刘衍可不希望这样的命运有一天出现在自己王家庄内。
不过有些商人贩卖的货物又是自己需要的，刘衍经过仔细的考虑后，决定实行审验制，建立商人市籍制度。
刘衍规定这些商人只许在大盘堡和王家庄外围修建店铺，沿着大道两侧买地设店，而且需要拿着自己的户贴向王家庄百户所申请市籍开业保证书，登记批准后，方才取得在堡外居住的权利。同时这些商人还要向刘衍交纳一定的租税，才准在城外建立商店，从事商业贩卖等经营业务。
这种商人市籍制度曾在明初实行，不过到了明中期、明后期后，这种市籍制度已经名存实亡了。
而且大明各地官商结合的现象非常普遍，可以说官就是商，商就是官，特别是那些东林党人，更是如此。许多大商人都是官员家族子弟，在朝中甚至有他们的代言人，比如晋商，京商，徽商，就算各地的中等商人，也普遍与当地官吏乡绅有着密切的联系。
刘衍对此更是深恶痛绝，认为这是此时时局崩坏的原因之一。况且大明的商税非常底，明初就规定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万历十年又有规定，铺行下三免征税契，买价不及四十两及典价，一概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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