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不到两日，也就一日半的时间。
《大唐日报》的号外，连夜刊印，通栏的大字，只有一句：
“千里两日，大唐做到了。”
两京线通车之后，修路的速度，彻底放开了。
朝廷把铁路定为“国之大政”，设立铁路司，专司修筑运营。三线并进：洛阳到登州的东段，贞观十一年通车；太原到云州的北段，同年通车；往西的陇右段，贞观十三年，通到了凉州。
修路的钱，户部越掏越顺手，因为路本身，就在生钱。
两京线通车的第二年，仅货运一项，岁入就破了三百万贯；沿线新起的市镇，一座接一座，车站周围，酒肆、货栈、车马行，比着长。登州的渔获，三日前还在海里，如今第三日，就能摆上长安的东市；阴山的煤，从前运不出山，如今顺着铁路，直供长安、洛阳的千家万户。
铁路沿线的百姓，起初是看稀奇，后来，就习惯了。
头一年，乡下人牵着孩子，走十里地，就为看一眼“铁龙”。火车过境，汽笛一响，村口的老槐树下，跪着磕头的老人有的是，说那是“铁龙显圣”。铁路司为这个，专门在沿线立了告示牌，雇了讲解的先生，一村一村地讲：“不是龙，是机器。烧煤的，跟大家坊里的水车，一个理。”
第二年，磕头的少了，扒着道口看热闹的孩子，成了沿线的常景。
第三年，沿线村庄的后生们，开始进城赶火车站的短工，背篓里装着鸡蛋、山货，坐两站车，进城卖，当日的来回。有个县的县令，在年度政绩文书里，写了一句被各州转抄的话：“臣县昔穷，穷在路。今路通，则民之手足通。府库之外，民亦渐富。”
最轰动的一次，是贞观十一年秋的运兵。
那年北疆告警，薛延陀残部扰边。朝廷调洛阳驻军驰援云州，三千府兵，携炮十二门，登车出发。列车昼夜兼程，洛阳到云州，一千六百里，五日，抵达。
薛延陀的游骑，隔着阵前的旌旗望了半日，一仗没打，退了。
后来军中的战报里，带队的将军写了一句大白话，被兵部当作战例，收录在案：
“敌闻火车之声，即退。臣所部，未发一矢。”
“自今而后，北疆有事，长安之兵，旬日可达天下任何一地。”
这条战例，后来在云山讲武堂的课上，被李靖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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