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带系得一丝不苟，但额头上有细密的汗珠。
不是紧张，是急。
“各位老师，工资的事，县里正在想办法。”
陈启明的声音不高，但穿透力很强，“请大家先回去，我保证！”
“陈县长，您别保证。”
赵东升开口了。这个在二中教了二十八年物理的老教师，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钉子，钉进清晨的空气里。
“您上个月也是这么说的。上上个月也是。
我们等了半年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展开。
不是工资条，是一张手写的清单。
“这是我班上四十三个学生家长的职业统计。十七个在外打工，九个在本地打零工，八个务农，六个做小生意，三个是残疾人家庭。四十三个孩子，没有一个家长有固定工作。”
他把清单举起来，让所有人都能看见。
“陈县长，我跟孩子们说，读书能改变命运。
但我自己呢？半年没发工资，我老婆在超市当收银员，一个月两千八，养一家五口。
我房贷断供两个月了，银行电话打到我妈那儿，我妈以为我出事了，哭着给我打电话。”
他的声音开始发抖，眼眶红了，但没有哭。
他只是举着那张清单，站在那里，像一棵被风吹了太久的老树。
人群里有人开始附和。
“我女儿问我，妈妈你是不是没工作了？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婆婆上个月住院，押金是找亲戚借的。我在实验中学教了十五年书，连一万块都拿不出来。”
“我们不是要特殊待遇。我们就想问一句。一中的孩子吃上放心肉，我们高兴。
教学楼拆了重建，我们支持。但我们的工资呢？
半年了，一分钱没见着。我们也是人，我们也要养家。”
申婵走到赵东升面前。他比赵东升高半个头，但他微微低下头，和他平视。
“赵老师，”他说，“您那张清单，能给我看看吗？”
赵东升愣了一下，把手里的纸递过去。
申婵接过，一行一行看下去。
他的手指在“三个是残疾人家庭”那行字上停了一瞬。
他抬起头。“各位老师，我不跟你们打官腔。工资的事，教育局有责任，我有责任。
但今天我站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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