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稿子修改后，窗外已是霓虹闪烁。办公室里只剩她一人，台灯的光晕照亮桌上一小片凌乱。她又拨了过去。这次，响铃的时间更短，几乎是刚刚接通，听筒里传来半声未尽的“嘟”音，就被迅速而干脆地掐断。干净利落，不留任何余地，甚至没有给她一秒钟组织语言的机会。
第三天，第四天……她像个笨拙的、试图找到正确频率的电台调试员，选择不同的时间段：清晨天色未明时，以为喧嚣未起或许能接通；午后阳光最盛时，幻想明亮的光线能驱散一些隔阂；甚至深夜万籁俱寂时，猜测寂静或许能传递更真切的恳求。但结果毫无二致。那个号码的主人，用最直接、最沉默的方式，筑起了一道坚固的、无声的墙，将她所有试图沟通的意图、所有忐忑不安的试探，都坚决地挡在了外面。每一次短促的忙音，都像一根细小的冰锥，扎在她已经千疮百孔的期望上。
挫败感像潮湿阴冷的藤蔓，从脚底缠绕上来，越缠越紧，混合着更深的自责和无助。她开始怀疑，自己这种近乎偏执的拨打行为，是否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新的、令人厌烦的冒犯？他是不是根本不想再见到她这张脸，不想再听到她的声音，不想再与那段被他竭力封存的、不堪的过往产生任何哪怕最细微的关联？也许，她的道歉，她的出现，本身就是对他现在平静（如果那能算平静）生活的一种打扰和伤害。这个念头让她不寒而栗，握着手机的手心渗出冷汗。
就在这种自我怀疑、几乎要将她彻底吞噬的夜晚，她坐在台里深夜空荡荡的编辑室里，四周是黑沉沉的机器轮廓，只有她面前的一盏台灯亮着，像海面上孤零零的灯塔。窗外，城市的霓虹依旧固执地闪烁着，勾勒出远楼沉默的剪影，那光亮热闹却无法传递丝毫温度。她看着手机屏幕上那个拨出多次却从未接通的号码，指尖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指甲边缘掐进了掌心软肉，带来一丝尖锐的刺痛，才让她勉强维持着清醒。
也许，文字是最后的机会，也是最不具侵略性的方式。短信，他至少可以不必立刻面对，可以选择看，或者不看。
她点开短信编辑界面，幽蓝的光映在她苍白的脸上。手指悬在虚拟键盘上，停顿了很久，久到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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