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女儿的殷切。
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频繁地对北京复苏的繁华、文化活动的丰富多彩、家里社会关系网络重新织就的描绘；是越来越隐晦，却越来越尖锐地对林墨的贬低——不再直斥其非，而是用“虽勇敢正直，但终究野性难驯”、“与我们家风学识差距甚大”、“非我辈中人，难以长久共鸣”之类的文雅辞藻来包装那份轻视；是反复强调“婚姻自古讲究门当户对，精神层面契合更为重要”；是不断地暗示甚至明示“父母在京已为你多方筹谋，颇有进展”、“某某世伯家公子如何儒雅，青年才俊，与你甚是相配”……
他们用精心编织的语言，苦口婆心，时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描绘着回到北京后的光明前景；时而则软硬兼施，流露出若不听劝告，恐令父母伤心失望、甚至影响家庭关系的意味。
核心要求始终明确而坚定：与林墨“保持应有的距离”，“淡化关系”，“做好万全准备，等待时机，尽快办理回城手续”。他们将自身的势利与凉薄，包裹在“为女儿幸福着想”的华丽外衣之下，试图用亲情和“理性”的丝线，一步步地将女儿从那片他们已然抛弃的黑土地，拉回这个他们重新拥有的、漂浮在空中的京华迷梦里。
残阳如血，洒在靠山屯小学那间简陋的教室窗棂上。丁秋红握着粉笔的手指微微颤抖，黑板上“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诗句才写到一半，窗外邮递员老赵熟悉的自行车铃声便让她心头一紧。
该来的，总会来。
她放下粉笔，对教室里二十多个孩子勉强一笑：“同学们先自己读课文，老师出去一下。”
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在她身后响起，那是这两年来她唯一的精神慰藉。走出教室，公社的邮递员老赵递来那封印着北京地址的信，厚厚的，捏在手里沉甸甸的。
“丁老师，家里又来信啦？”老赵笑着问。
丁秋红点点头，嘴角扯出一个生硬的弧度。目送老赵骑车远去，她才低头凝视那封信。父亲的钢笔字依旧挺拔有力，可不知怎的，这一次，她竟没有立即拆开的勇气。
这是两个月来的第七封信了。
她走到教室旁的老槐树下，背靠着粗糙的树干，终于撕开了信封。信纸有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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