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必须备齐‘三转一响’（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外加一百元现金彩礼。家里目前积蓄不足，难以凑齐。你下乡已有一段时日，想必手中有些结余，有钱就尽快寄回来。如果不够，就在你那些一同插队的知青同志中间借一下，务必凑齐了寄回来。你哥结婚是家里目前的头等大事，关系到林家传宗接代和门面，你作为弟弟，务必想办法解决，不得有误。”
信纸，轻飘飘地从林墨瞬间失去所有力气的手指间滑落，像一片枯叶，无声地飘落在冰冷而布满灰尘的泥地上。
屋外，是那辆陪他闯过无数次鬼门关的“电驴子”，是那口储满鱼获、象征生存底气的大缸，是校长叔一家毫无保留的嘘寒问暖，是他用几乎冻掉手指、累垮身体的代价换来的，那沉甸甸的五千元血汗钱。
屋内，是这封来自数千里之外、所谓“家”的，冰冷彻骨的索取信。信里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把淬了冰的匕首，狠狠地扎进他的心脏。仿佛他林墨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为了那个当初顶替了他留在城里工作的哥哥，就是为了在这天寒地冻的异乡拼命攒钱，去成全哥哥那风光的“头等大事”。他们甚至“贴心”地为他指好了“出路”——如果钱不够，就去借！去欠下人情债经济债！仿佛他的一切，包括他的尊严和人际关系，都可以随意支配。
寒风，依旧在窗外不知疲倦地呼啸，卷着雪粒抽打着窗纸。但此刻，林墨清晰地感受到，一种比北大荒零下三十度严寒更加刺骨、更加绝望的冰冷，正从他心底最深处，无可遏制地弥漫开来，瞬间冻结了他的四肢百骸。那藏在箱底的五千元，突然变得重若千钧，压得他胸口剧痛，几乎要窒息。
那不只是钱的重量，那是他被漠视的付出、被牺牲的前途、被轻贱的尊严，以及被这封家书彻底击碎的对亲情最后一丝幻想的，全部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