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陇右。”
杜荷说，“臣方才说，粮归粮，兵归兵，将归将。陛下给臣写一份章程出来。谁管粮，谁管兵，谁管将，怎么互相牵制，怎么向朝廷奏事。写出来，臣看。”
李治铺开纸，提笔就写。
杜荷坐在旁边喝茶，不打扰他。
半个时辰后，李治写完了。
杜荷接过来看。
章程不长，可一条一条，清清楚楚：粮，归度支司安西转运使。
兵，归十六卫轮番戍守。
将，归兵部奏请、天子亲任。
三者互不统属，各有奏事之权。
“这里头，有没有臣改的地方？”杜荷问。
“有一处，我想请杜师看。”
李治指着最后一条，“十六卫轮戍，一年一换。我怕换得太勤，兵不识将。可不换，又怕将把兵养成私兵。”
“一年半。”杜荷说，“一年太短，三年太长。一年半，兵熟了，将也熟了，可还来不及养成私心。”
李治想了想，提笔把“一年”改成了“一年半”。
“陛下今日，写的不是章程。”
杜荷说，“是大唐往后三十年，陇右的骨头。”
下课前，李治忽然问了一句：
“杜师，这些，都是父皇教你的吗？”
杜荷怔了一下。
这个问题，他等了很久。他摇了摇头。
“不是。”他说，“先帝教我的，是怎么在这朝堂上活下来。这些东西，是我爹教我的。”
“杜公？”李治说，“可他走得那么早……”
“他走得早，可他把最要紧的东西，都留在一本笔记里了。”
杜荷说，“那笔记里没有一句经义，没有一篇诗文。只有账。田亩的账，漕运的账，人事的账。每一笔账后头，都写着同一句话：把事情做对。”
他顿了顿。
“他也做了一辈子，把账算清楚。”
杜荷说，“我教陛下的，不过是他那本笔记里，最浅的那几页。”
李治沉默了很久。
“杜师。”他说，“朕想看看那本笔记。”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很真的光。
像当年在东宫，第一次问“赵国公是坏人吗”时一样。
杜荷忽然觉得，这本笔记，也许等不到“学会所有课”的那一天了。
可他没有松口。
笔记是父亲的。
什么时候交，怎么交，他得想清楚。
杜荷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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