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何为尺。”
杜荷翻到页末——他对着这句话默默坐了很久。
他想起阿公用左手写的那道歪撇，想起孩子用秃斧挖的第七个靴子坑，想起段尚把铁皮柜钥匙交给柳明远时锁孔回音和铜墨锭磕在钥匙上的声音同频那一瞬。
忽然提笔在父亲那句话的底下蘸了灶膛昨夜的冷灰余渣调水，写成一行有史以来最轻淡的答复递笔。
“尺在核者之手，核在正名之录。不以余为尺，余量可尽——尺不可尽。”
他把这页纸放回木奁——合上奁盖之前孩子从灶膛那边跑过来，将今天早上从野槐树根旁那颗被弓弦压过又自己翻出来的马槊籽。
只裂了一条缝但还没完全破土的、从种子缝里顶出极细一丝绿色——放在奁盖上方。
永徽五年四月初。
杜荷在槐树下开始认真考虑一件事。
这件事第一次出现在他脑子里并不是现在。
五年前——贞观二十二年深冬，他刚从含风殿暖阁里拿着李世民那张四行手诏走出来，那晚他坐在同一个石凳上看着同一棵槐树落光了叶子，心里浮起过一个念头。
等这一局全部走完——如果还活着，这棵槐树该不该继续当他的办公室。
后来房遗爱案、科举改革、弹劾风波轮番而至，他把这个念头锁进铁皮箱最底一层的夹层，一锁锁了将近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