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记恨。因为不记恨是他唯一剩下的体面了。”
杜荷把目光从窗外收回来，看着烛火下面城阳的脸。她脸上没有任何评论这句话的表情。只是在原样转述。
“你怎么答的？”
“我说，他也没有拉拢过我。所以你的失败不是唯一的。”
杜荷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一声。不是觉得好笑。是觉得城阳这个人永远能在他最觉得沉重的时候给他一刀很轻很准的幽默。
五月十五，李治入住东宫之后的第五天，他在东宫的书房里召见了两个人。不是大臣，不是勋贵。是两个少年。一个叫狄仁杰，一个叫薛仁贵。
狄仁杰穿着大理寺书吏的素色公服。薛仁贵背着他那张已经磨得发亮的弓，手里拎着一只用草绳捆着的野兔。活的，耳朵还在动。
“杜先生今天没有来。他说你们俩替他来。”李治坐在书案后面。书案上摊着一本笔记，笔记的格式跟狄仁杰教他的那种一模一样。左边是议题，中间是各方观点，右边是自己的分析。
狄仁杰从袖子里掏出一份书吏公文。是他整理的第一份大理寺刑案卷宗与商税数据的交叉比对分析。报告写得很短，只有三页纸。但每一页上都标出了商税偷税案与太府寺内部人员调动之间的重叠时间节点。
李治看了很久。然后抬起头。
“你在县学的时候，杜先生对你最好的是什么地方？”
“他从来不给我答案。他只给我找问题的工具。”
李治点了点头，然后把报告收进东宫书房的抽屉里。抽屉上了一把很小的铜锁。
薛仁贵把那只活兔子放在地上。兔子在书房的砖地上蹦了两下，缩在墙角不动了。
“你这只兔子是给我做什么的？”李治问。
“不是给你的。是给杜荷的。他今天没来，我替他带给你看看。这只兔子是在盖马道附近的山上抓的。去年这个时候我和他趴在那座山上，看着渊盖苏文的黑色虎头旗。他说了一句话：如果有一天能活着回到长安，要请我吃一顿好的。他后来忘了。我没忘。今天我替他补上。这只兔子，是我们俩活着回来的证明。”
李治从书案后面站起来，走到墙角蹲下。他看着那只缩成一团的灰色野兔子。
“杜先生去年从辽东回来的时候，膝盖上绑着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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