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开学，我拖着行李箱进湖城大学。
法学院门口的银杏还没黄，新生报到处排着长队。
沈教授的学生师姐来接我，递给我一张项目安排表。
“许知禾，老师说你对基层调解熟，开学第一周就跟我们去社区。”
我接过表：“好。”
师姐笑：“你不休息？”
“我休息过了。”
她没听懂，也没追问。
中午，我收到邱棠的消息。
她考上了本校辅修项目，发来一张新宿舍照片。
唐宁也发了一句：“我找到工作了，虽然不是梁曼秋介绍的那种，但挺正规。以前对不起。”
我回：“好好做。”
最后一条消息来自陌生号码。
“许知禾，我准备二战了。”
没有署名。
我知道是梁曼秋。
她又发：“这一次我会自己考。”
我看了很久，删掉对话框。
师姐在门口喊：“知禾，走了。”
我把手机放进口袋，跟上她。
社区调解室在老城区，楼道窄，墙皮掉了一块。第一位当事人是个老人，手里攥着一叠缴费单，坐下就说：“老师，我不是要钱，我就是想让他们回家看看我。”
师姐看向我：“你先问？”
我拉开椅子坐下。
“阿姨，您慢慢说。今天我们不劝您大度，我们把事一件件写清楚。”
老人抬头看我，眼里有一点光。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复试教室里沈教授问我的问题。
如果没有钱，没有关系，说话不够漂亮的人坐在你面前，你该怎么对待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