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直接道歉，但字里行间的姿态已经放得很低。
但这只是第一层。
下午三点，陈婉清接到一个电话。挂断后，她来到炜杰办公室。
“刘明辉被停职检查了。”
炜杰抬起头。
“报社内部调查组找他谈话，他交代了一件事。”陈婉清说，“他说，那篇报道的素材不是他自己采访来的，是有人给他提供的。提供素材的人他不认识，是电话里联系的，声音经过了处理。对方给了他一个文件夹，里面有老韩的照片、卫生所的地址、还有一份所谓的事故经过描述。”
“电话来源呢？”
“查不到。公用电话。”陈婉清说，“但刘明辉说了一句很关键的话。他说，对方在电话里提到了一个条件：只要报道见报，就会给他五千元好处费。钱用信封装着，昨天早上放在了报社门口的传达室。”
炜杰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站起身，走到窗前。省城的夏天已经到了尾声，树上的叶子开始发黄，远处天际线上堆积着灰白色的云层，像是一堵正在逼近的墙。
“林名同的手法太精了。”炜杰说，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咬得很清楚，“从头到尾没有直接出手。撬棍上没有指纹，打电话的人声音经过处理，报社门口没有监控。建发工程跟宏达投资的合作是合法的商业合同，郑东海只是打了个电话给省里。每一件事都干干净净，每一个环节都隔着一层。”
“没有证据。”陈婉清说。
“什么都没有。”炜杰转过身，看向桌上的日历。八月二十五日，距离半年之约的截止日期，还剩整整三个月。
三个月。矿山建设暂停，舆论危机刚刚化解，但真正的敌人还在暗处。
炜杰走回办公桌前，拿起笔，在日历的十一月二十五日那个格子上画了一个圈。墨迹透过纸背，像是一个烙印。
“三个月。”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