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比苏砚臣想象的还要苦。
炒面是唯一的干粮——炒熟的面粉，加点盐，装在干粮袋里，渴了抓一把塞嘴里，就着雪往下咽。咽不下去也得咽，不吃饱了哪有力气做手术？
头顶上敌机隔三差五地来，炸弹扔得像不要钱似的。医疗队搭的帐篷被炸飞过两次，手术做到一半就得趴下，等炸弹落完了爬起来接着做。
苏砚臣每天只能睡五六个小时，有时候连这个数都保证不了。伤员一车一车地往后送，断胳膊断腿的，开膛破肚的，脑袋被弹片削去一半的。
什么伤都有，什么惨状都见过。他没工夫害怕，也没工夫恶心。消毒，清创，止血，缝合，一台接一台，从天亮做到天黑，从天黑做到天亮。
医术在这种地方，是逼着往上长的。苏砚臣的手本来就稳，几千台手术做下来，快得让老军医都咋舌。
一台截肢，从切皮到包扎，十分钟。一台剖腹探查，二十分钟。最绝的是血管吻合术——动脉断了，他能把比头发丝粗不了多少的血管缝回去，通血那一刻，战友的脚保住了，一条命也保住了。
林教授要是在现场，怕是会高兴得掉眼泪。这手艺，不是学校里能教出来的，是战场上拿命换出来的。
那些盘尼西林、磺胺，他从汉奸家里抄出来的时候没心疼过，用的时候更不心疼。药是救人的，不是拿来囤的。
他把药一瓶一瓶地混进缴获的物资堆里，说是“从敌人手里缴获的”，谁也不知道这药是从北平城里一个学生的空间里掏出来的。
战士们打了胜仗，缴获了药品，用在自己人身上，天经地义。
三年。一千多个日夜。苏砚臣从战火里走出来了。
火车停在北京站的时候，天正下着小雨。他穿着一身褪了色的军装，胸前别着几排军功章，肩上扛着一个旧帆布包。
一米八六的个子，瘦了一大圈，颧骨凸出来，眼眶深陷，可腰杆还是直的，步子还是稳的。
站台上有人接他，是医学院的人，举着个纸牌子，上头写着“苏砚臣”三个字。他没让人送，自己叫了一辆三轮车，沿着熟悉的路，往南锣鼓巷走。
三轮车夫是个五十来岁的汉子，看见他这身军装和胸前的军功章，一路上没少回头。
到了胡同口，苏砚臣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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