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了一把。”沈昭说，“他说，如果他出了事，就把这把钥匙交给那个能找到我的人。”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把钥匙收回口袋里。“而你，就是那个找到我的人。”
我低头看了一眼桌面上的照片。照片里，父亲穿着实验室的工作服，站在显微镜前，手里拿着镊子。他的目光没有看向镜头——他正在专注地操作那台仪器，像是根本不知道有人在拍他。但我知道。在那张照片里，那封随信寄出的内容，钱国平为我安排好的这一切，它们都指向一个我不曾触碰过的可能。
“钱国平，”我说，“他是父亲的人。一直都是。”
沈昭没有回答，但他的沉默本身已经足够了。窗外有一辆货车驶过的声音，从远处传来，渐渐变大，又渐渐变小，消失在街道的尽头。
我站起来，把照片放回信封里，把信封对折，塞进内袋。然后我看着沈昭。“那个墓碑里的东西，”我说，“你现在能拿到吗？”
“不能。”沈昭回答得很干脆，“墓碑周围二十四小时都有人看着。不是警方的人——是另一批人。从马蹄莲案第一具尸体被发现的那天晚上开始，就有人在墓园周围蹲守了。他们没有动墓碑，因为他们不确定东西是不是真的在下面，也不确定自己动了会不会暴露。他们只是在等——等那个知道墓碑秘密的人出现，然后跟着他，拿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他的目光在昏暗的光线中显得格外清晰。“你今天早上走出老煤气厂的时候，身后跟了几个人？”
我回想了一下从走出废弃厂区到坐上公交车的全过程。晨雾、空旷的街道、第一班公交车。我没有注意到任何异常的视线或脚步声——但这本身并不能说明问题。如果跟踪的人足够专业，他们可以做到完全隐形，不让你察觉到他们的存在。
“不确定。”我说。
沈昭点了点头，像是这个答案也在他的预期之内。“那你今晚不能去墓园。”
“我没打算今晚去。”
我拿起那本地图，把它也收进内袋里。“今晚我先去确认一件事——确认那个在墙根下蹲了一整夜的人，到底是谁的人。”走到门口时，我停住了脚步，没有回头。“沈昭。”
“嗯。”
“你刚才说——你是我在这个案子里最后一个要见的人。”我侧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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