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花镜，用拇指和食指捏了一下鼻梁，像是这个动作能帮他争取几秒钟的时间来整理思路。
他重新看向我，目光里多了一种我之前没看到的东西——一种在辨认真伪的审视。
“你找他干什么？”
“他手里有一份资料，我需要拿到。”
老徐沉默了一会儿。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放下电烙铁，站起来，走到店门口，把门关上。门上那排小铃铛又响了一声，这一次比刚才更急，像一串小针落在铁皮上，被迅速压住。然后他转过身，站在柜台后面，看着我，目光里那层审视的底色还没有完全退去。
“你是第几个来找他的人了？”他说。
我没有回答，但我从他的用词里捕捉到了一个关键信息——我不是第一个来找周烨的人。
“上一个人，是什么时候来的？”
老徐没有直接回答。他走进柜台后面的布帘隔间，在里面翻找了一会儿，拿出一张折起来的纸条，放在柜台上，推到我面前。纸条已经泛黄，边缘有些发脆，折痕处已经磨损得发白。我打开纸条，上面写着一行字，字迹工整，用的是蓝色圆珠笔。
“花园街，47号，阁楼。”
纸条上的地址，和我父亲留给老赵的那封信里写的地址——完全一致。我握着那张纸条看着老徐：“这张纸条，是谁给你的？”
“一个男人，大约一年前。”老徐说，声音里带着一种缓慢的节奏，像是一台老旧的留声机在播放一段被反复擦写过的录音，“他拿来这张纸条，说如果以后有人来找周烨，就把这张纸条给那个人看。如果那个人看到纸条之后脸色变了，就告诉他下一句话——”
老徐顿了一下，像是在回忆那段话的确切措辞。
“‘他已经不在钟表厂了。但他给你留了一样东西。’”
我握着纸条的边缘，没有说话。
“留在了哪？”我问。
老徐看着我，目光里的审视在那一刻突然卸掉了——不是因为他确认了我的身份，而是因为他从我听到那句转述时的反应中，确认了他等的人终于到了。
“他留在了那天他修过的一块钟表里，”老徐说，“那块表，现在在花园街47号阁楼的旧木箱底部。他说——你看到那块表的时候，自然就知道该怎么打开它。”
我从维修店走出来时，夕阳已经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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