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车拐过跨线桥，驶入老城区那片低矮的居民区。道路两侧的法桐枝叶交错，在车顶上方的玻璃上投下锯齿形的光影，随着车速变化在地面上旋转、拉伸、收缩，最后化为静止的暗斑。后座的一根弹簧顶着我的大腿外侧，不疼，但持续在那里，像一个不起眼但无法彻底忽略的信号。
我闭着眼睛，听发动机的嗡鸣和轮胎碾过路面接缝的声音，在那些机械的、有规律的杂音中寻找一个锚点——一个能把我接住的点。
第四个人。
笔记本、铜片、两把钥匙、三枚钥匙圈、水塔、机械厂地下室——这些地点和物品像是齿纹上那些深浅不一的凹槽，而我需要找到那把能将它们全部咬合在一起的齿轮。钟表匠留下的所有遗产，不只是一件物品，而是一套完整的传续体系：先通过技术笔记筛选一批人，再通过墓碑线索筛选出第二批人，再通过水塔和机械厂定位第三批人，最后，在钟表厂完成最后的交接。四批人，四道门槛，每一道都在淘汰不合适的人，只有走到最后的人，才能拿到真正的东西。
而我，就是那个走到最后的人。
出租车在一个路口停下。我付了钱下车，站在路边，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下午四点二十分。距离后天晚上十点，还有五十三小时四十分钟。我穿过路口，走进一条窄巷，在巷子中段的朱红色铁门前停下。
这是一扇老式的院落铁门，漆面已经斑驳，铁门把手上挂着一把黑色密码锁。我没有碰那把锁，而是把手伸进门框上方的一个凹槽里——沈昭告诉我的位置——摸到了一把贴在那里的钥匙。我打开锁，推开门，走进院子。
院子不大，大约二十平米，地面铺着青砖，砖缝里长着青苔。院角有一棵石榴树，树下放着一把竹椅和一张矮桌，桌上放着一本翻开的书，书页被风吹动，发出轻微的纸张摩擦声。沈昭不在——但他到过这里。
我走到石榴树下的矮桌前，低头看了一眼那本翻开的书。是《钟表维修工艺学》的第三章，页边用铅笔做了几处批注，笔迹和我在阁楼看到的字迹一致。批注的内容大部分是关于游丝调试和擒纵机构的调整，专业术语密集，几行批注之间夹着一行更小的字，用一种更轻的力道写成：
“第一批人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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