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吧。但至少不是今天。今天，猎场已经打开了，而猎物才刚刚开始移动。”
我挂断电话之后，把那枚备用的手铐钥匙从裤兜里掏出来，捏在指间翻看了一下。银色金属表面有一些细微的划痕，像是被反复使用过。我把钥匙举到眼前，透过钥匙齿间的缝隙看天空——灰白色的云层正在慢慢加厚，把早晨的阳光逐步遮住，在地面上投下一片移动的阴影。
杜国威刚才在电话里的声音一直在我脑海里回放——“你会后悔打这个电话的。”这句话的语气太平静了，平静得不正常。一个退休五年的老政委，接到一个无名小辈的威胁电话，正常的反应应该是愤怒、是质问、是立即挂断。但他没有。他像是一个早就预料到这个电话会来的人，一个已经做好应对准备的人。
他早就知道有人会翻旧账。不是从今天开始的，是从方远死的那天就开始准备了。
我把手铐钥匙放回裤兜，转身离开公交站台。我走向的方向不是城西，也不是印刷厂，而是另一个地方——老周妻子提到过的一个地名，当时她随口说了一句：“老周年轻时在岱宗路那边待过好几年。”岱宗路。这个地名在我脑海里闪现过几次，但之前一直没沉下来，直到刚才杜国威那句话带来的危机感把它推到了表面。
我在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报了地址：“岱宗路，老消防队那边。”
司机点了点头，踩下油门。我坐在后座上，没有看窗外，而是闭上眼睛，在脑海里整理现有的所有碎片。老周消失前去了印刷厂，留下了U盘和操作手册。他在家里留下了手铐钥匙。他妻子说他在岱宗路待过。这三件事之间，有一条尚未明确的线索——老周在岱宗路的时候，认识了谁？做了什么？为什么一个退休多年的老政委，听到“沈逸”两个字的时候，没有一丝意外？
出租车行驶了大约二十分钟，在一条路面较窄、两侧种着老槐树的街道边停下来。我付了车费，下车，站在岱宗路的路口。这条街不长，大约四五百米，两侧是些老旧的居民楼和底商——一家理发店、一家小卖部、一家修车铺、一家挂着“XX棋牌室”招牌的门面。路面上的行人不多，几个老人在树荫下下棋，一个中年女人拎着菜篮子从不远处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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