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盯着照片背面的那行字，手指微微发凉。十五年前，我十三岁，还在上初中。那时候我父亲还没入狱，母亲也还没有“去世”——至少在表面上，我的家庭还是一个完整的、普通的三口之家。
但十五年前，这个所谓的“校长”就已经出现了。
我放下照片，从文件箱里拿出那个老旧的录音笔。录音笔是银灰色的，外壳上有些许磨损，看上去有些年头了。我按了一下播放键——没有反应，电池已经没电了。
“这个录音笔可能存着关键信息，”我把录音笔装进口袋，“回去找充电器。”
叶知秋凑过来，翻看着文件箱里的其他文件。她从里面抽出一份文件，封面印着“慈恩心理研究中心——年度工作报告(2008-2009)”，密封在一个透明的文件袋里。
“这份报告看上去是正规机构出具的，”叶知秋翻了几页，“有公章，有负责人签名——等等，签名处的负责人名字被涂掉了。”
她把文件递给我。
果然，在“中心负责人”那一栏，原本签名的地方被黑色的墨水涂成了一个大方块，完全看不出来原来写的是什么名字。但涂改的墨水和纸张上的其他字迹明显不是同时期写上去的——签字用的墨水是蓝黑色，而涂改用的墨水是纯黑色，而且涂得很粗糙，像是有人在事后匆忙地想把那个名字隐藏起来。
“看来这个研究中心有问题，”我说，“正规机构不会在自己的年度报告上涂改负责人的名字。”
我继续翻看文件箱里的东西。除了那份年度报告之外，还有一些零散的笔记，用钢笔写在一本普通的横线笔记本上。笔记的字迹有些潦草，像是在匆忙之中记录下来的——
“7月12日，慈恩中心，第一次见到‘校长’。他坐在会议桌的主位上，没有人介绍他的身份，但所有人都对他毕恭毕敬。顾北辰称他为‘校长’。会议讨论的内容是‘特殊心理干预项目’的立项问题。与会人员签字时，我的名字被要求签在备注栏，而不是正式成员栏。这意味着我在这个项目中，是一个‘编外人员’。”
“8月3日，第二次会议。‘校长’提出了一个让我震惊的想法——他想要建立一个‘非干预行为观察体系’，即在不告知实验对象的情况下，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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