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
而通运公司则在同一时期完成了从“商号”到“现代贸易集团”的转型。
他增设了专门的法务和财务部门，聘请了法国当地的律师和会计师，公司的合同、账目、票据，全部按照现代企业的规范来执行。
他甚至在巴黎第八区租下了一整栋办公楼的第四层作为办公室，窗明几净，地板锃亮，打字机的嗒嗒声从早响到晚。
那些从前跟他一起在公使馆做随员的年轻人，有的回国了，有的去了别的行业，还有几个留了下来，成了通运公司的第一批正式雇员。
这其中有不少人，是通过“勤工俭学”来到法国的。
一九二〇年代初，近两千名中国青年远渡重洋，来到法国“勤于做工、俭以求学”，一边在工厂和农场劳动谋生，一边自学法语、钻研技术、探索新知。
这批人里后来走出了不少对中国近代史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人物。
顾言深的公司收留了他们中的一小部分，安排在通运公司或法商中印公司做着抄写、翻译、跑腿的差事，管吃管住，月发工钱，逢年过节还能领到一份红包。
青瓷和顾言殊主编的《华工周刊》——后来又改名叫《醒报》，也不时有这些年轻人投稿。
他们写自己在工厂里的见闻，写法国的劳工运动，写自己对救国道路的思考。有些稿子写得稚嫩，但里面有一种滚热的、不加掩饰的东西，让青瓷想起自己二十几岁时坐在北平老宅的窗前，隔着落了锁的房门陪顾言深说话的那些夜晚。
《华工周刊》到这个时候已经办了快十年。它起先是一份油印的小报，印数不过五百，读者局限在巴黎几个华人聚居区的狭小圈子里。
后来逐步转为铅印，发行量一度突破三千份，读者从华工扩展到华侨、留学生、商人，甚至一些对中国感兴趣的法国人。
沈青瓷在这份报纸上倾注的心血，不比顾言深在通运公司上花的心思少。
每一期的稿件，她都要从头到尾过一遍。大到社论的立场和措辞，小到标点符号的错误，她都不放过。
她的稿纸上永远是一片密密麻麻的修改痕迹，红笔圈了又圈，墨笔删了又删，像一张被反复折叠后摊开的旧地图。
顾言殊管发行和外联，跑印刷厂、跑邮局、跑发行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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