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梅生坐在上海法租界一家西餐馆的包间里，面前摆着一杯冷了的咖啡和半碟子蛋糕。他对面的椅子上坐着一个人，那人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的灰布长衫，帽檐压得很低，只露出半张瘦削的脸。
“确定了？”陈梅生问。
“确定了，”对面的人压低声音说，“顾震霆亲自下的令，格杀勿论。消息绝对可靠，要赶紧通知宋先生。”
陈梅生没有立刻说话。他慢慢地吸了一口雪茄，让烟雾在肺里停留了片刻，然后缓缓地吐出来。白色的烟雾在他面前升腾、扩散，像一层薄薄的纱幕，把他的脸遮得若隐若现。
纱幕后面，他的嘴角微微翘了起来。
那是一个很淡的笑，淡得像刀锋上的寒光，一闪即逝。
“格杀勿论……”陈梅生低声重复了一遍这四个字，像在品味一杯陈年老酒，咂摸着其中的每一个层次、每一缕余韵，“不愧是顾震霆。”
他把雪茄摁灭在烟灰缸里，动作不急不缓，甚至带着几分优雅。可如果你仔细看他的手，你会发现他的手指在微微颤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兴奋。
一种近乎残忍的兴奋。
“机会来了。”陈梅生抬起头，看着对面的人。他的眼睛很亮，亮得有些瘆人，像黑暗中突然点燃的两盏灯，照出来的不是光明，而是更深更浓的阴影。
“通知刘福宝，让他动手。”
对面的人震惊的几乎要跳了起来：“你说什么？”
“怕什么？”陈梅生的声音忽然冷了下来，像一盆冰水兜头浇下，“你是我的人，你吃我的、喝我的、拿我的，你这条命都是我的。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质疑我？”
“可是孙先生那边——”
“孙先生那边，我自有说法。”陈梅生站起身，走到窗边，推开窗户。法租界街道上的喧嚣声涌了进来，汽车喇叭声、黄包车的铃铛声、小贩的叫卖声，混成一片嘈杂的声浪。陈梅生站在窗前，背对着屋里的人，声音忽然变得很轻，轻得像在自言自语。
“宋怀仁是我的战友，”他说，“我们一起在日本的时候，睡过同一张榻榻米，吃过同一碗泡饭。他写文章，我帮他磨墨，我演讲，他替我站台。我们对着同一面旗帜发过誓，说好了要同生共死，要一起把这个国家从泥潭里捞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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