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老农口述的，有些是顾炎武自己下田记录的，有些是刚才陈永华来之前的沟通整理结果。
“经过我们三年试种，这实验结果已经很清楚了。土豆相对红薯、玉米而言种植难度是最难的，在咱们重庆过不了夏天。
川东不比云贵，盛夏湿热，闷得像蒸笼，太阳还偏偏躲在云后头，光照不足，一湿热一寡照，土豆就扛不住。
疫病一发，整片整片地烂，三年试种，最好的年份亩产也没过三百斤，最差的那年，一亩地刨出来的还没种下去的多。”
他将那页纸翻过来，背面记着另一组数据，“所以我们的意思是，将可调动的全部人力、全部种源，集中到玉米和红薯这两样上。这两样都是耐旱耐瘠，正合咱们重庆许多山地。”
陆安静静听完，没有插话。他知道顾炎武说的是对的。
后世的记忆里，土豆在川渝大规模种植确实要等到高产品种引入之后，眼下这些原始品种，的确扛不住南方的湿热病害。
他点了点头，示意继续。
顾炎武见陆安认可，便顺着往下说，手指在纸面上划出几道虚拟的线：“具体怎么分区，我们也想好了，需按地势来，长江沿岸的河滩地、坡脚沙土地，土层疏松，排水快，最合红薯块根膨大，这些地尽数栽种红薯。
深山陡坡、石砾薄土、高地梯田，这些地方土薄石头多，种什么都长不好，但玉米根系发达，能固坡保土，又不跟水田稻谷争水土，正好种玉米。
平缓旱地最金贵，咱们推行玉米和红薯同田套种，高秆玉米底下栽红薯，一亩地当两亩用，最大化利用山地有限耕地。
至于水田，维持原有水稻种植不变，这个还需维持原有不能动，动了本则百姓心里不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