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0.7。
干预的第二年，重点是社交规范性。研究人员通过心理咨询，向居民传授“得体”的社交方式——包括如何打招呼、如何表达感谢、如何避免冲突。同时，社区活动被设计为需要协作的形式，引导居民形成模式化的社交习惯。到了一九八一年底，社交行为的标准差，从1.0下降到了0.6。
干预的第三年，重点是情绪稳定性。研究人员通过放松训练和情绪管理课程，引导居民抑制强烈的情感表达。同时，社区活动中加入了冥想和静坐的环节，帮助居民保持情绪的恒定。到了一九八二年底，情绪表达的标准差，从1.0下降到了0.5。
四、数据的曲线
寒晓东在电脑上绘制了一张数据曲线图。图表的横轴是时间（一九七九年至一九九五年），纵轴是行为模式的标准差。
曲线显示，在实验的前六年（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五年），标准差呈快速下降趋势，从1.0下降到了0.3。这意味着，居民的行为模式在六年内变得高度一致。
曲线的下降速度，在第六年后开始放缓。从一九八五年到一九九〇年，标准差从0.3缓慢下降到0.2。从一九九〇年到一九九五年，标准差稳定在0.2左右，几乎没有变化。
这说明，居民的行为模式在实验的前六年内被基本固化，后续的十年只是巩固和维持。
五、干预的有效性
研究人员对不同干预手段的有效性进行了统计分析。
分析结果显示，最有效的干预手段，是“一对一的心理咨询”。这种干预方式，可以根据个体的具体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其效果，是集体讲座的三倍。
第二有效的干预手段，是“社区活动”。通过设计需要协作的活动，可以自然地引导居民形成模式化的社交习惯。其效果，是集体讲座的两倍。
最ineffective的干预手段，是“健康讲座”。这种单向的信息灌输，对居民行为模式的影响最小。但它的优势在于，覆盖面广，可以作为其他干预手段的铺垫。
六、长期效果的评估
实验结束后，研究人员对居民进行了长期的随访。
随访的时间点，分别是实验结束后的第一年（一九九六年）、第三年（一九九八年）和第五年（二〇〇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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