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风险点，也是机会。”影子回答。
“伦敦……如果郭兆林要动手，在王律师出国期间，在第三地动手，是最佳选择。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反过来设伏。”寒晓东说。
“但需要极其谨慎。伦敦不是我们的地盘，协调英国警方和情报部门需要时间，而且不能确保王律师的绝对安全。另外，如果对方察觉到是陷阱，可能取消行动，或者改用其他方式。”老周顾虑。
“可以分两步。第一步，暗中加强王律师在国内和行程中的安保，确保其人身安全。第二步，制造一个‘漏洞’，让郭兆林相信有机会在伦敦下手，但我们提前布控。这个‘漏洞’可以是王律师‘无意中’透露的行程细节变更，或者某个安保环节的‘薄弱点’，通过可信渠道泄露给郭兆林。我们需要和英国方面紧密合作，设计一个诱捕行动。”影子说。
“这个行动级别很高，需要高层协调。老周，你立即准备材料，向国安和公安部汇报，申请启动国际联合诱捕程序，目标为郭兆林境外行动人员。同时，与英国军情五处（MI5）或伦敦警方有组织犯罪调查科建立联系，共享情报，寻求合作。寒晓东，你负责设计整个诱捕计划的具体方案，包括‘漏洞’设计、情报传递、行动部署、以及应急方案。影子，你评估行动风险，并准备备用团队。苏医生，评估王律师的心理承受能力，以及是否能在确保其安全的前提下，让他有限度地配合。”陈墨下达一连串指令。
团队再次分工。寒晓东开始构思伦敦诱捕计划。核心是利用王律师的伦敦之行，制造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让“清扫者”团队认为可以在伦敦希思罗机场至酒店的路线上，或者会议间隙，控制或绑架王律师，逼问“证据副本”下落或直接灭口。而实际上，整个路线和酒店都将在英国警方和秘密行动小组的严密监控下，一旦对方动手，立即抓捕。
“漏洞”设计需要巧妙。可以通过王律师的助理或秘书，在某个“不小心”的邮件或电话中，提到王律师此次伦敦之行会单独会见一位“来自瑞士的数据保管机构代表”，以澄清“数据遗嘱”的误会。这个会面地点可以安排在某个相对僻静但易于监控的场所。消息通过王律师邮箱的“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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