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安全状况和真实意愿，他们将根据协议，将加密数据包移交给协议中指定的另一个备用联系人——名单上是一个虚构的、位于伦敦的国际人权律师的名字。
王律师更困惑了，他再次尝试联系邮件中的电话，依然不通。他查询了“瑞士数字遗产托管中心”的网站，看起来正规。犹豫再三，他决定下午去看守所会见王教授，当面问清楚。
这次会面，在警方的“安排”下，被允许进行，但全程监控。会面室里，王律师将打印的询问函和电话内容告知王教授。王教授一脸茫然，坚决否认自己设立过任何“数据遗嘱”，并称“小雨”这个名字他毫无印象。但他表现出的紧张和反复否认，在监控者（包括可能存在的郭兆林眼线）看来，更像是心虚和恐惧。
会面结束后，王律师离开看守所，心事重重。他回到律所，开始通过网络搜索“方小雨北师大2013自杀”的相关信息。由于案件年代较久，且当时被定性为抑郁症自杀，公开信息很少。但他的搜索行为，被老吴监控到。
下午四点，暗网论坛的那个一次性加密通讯账号，再次收到匿名消息：“瑞士托管中心已启动紧急程序，24小时时限。我们需要在时限前拿到东西。你开价。”
“鱼咬钩更紧了。他们被24小时时限逼急了。”老吴汇报。
“回复他们：可以安排你们的人与托管中心‘内部人员’接触，获取数据包。但需要预付百分之五十，并且提供你们在瑞士的行动人员信息和行动计划，以确保交易安全。否则免谈。”寒晓东指示。
“他们会同意吗？提供人员信息和计划风险太大。”
“试探。看他们愿意冒多大风险。如果他们拒绝，说明警惕性依然很高。如果他们提供，哪怕是部分虚假信息，我们也能获得新线索。”
老吴按照指示回复。对方沉默了更久，直到晚上八点才回复。
“可以安排接触。但必须先验证‘内部人员’身份。明早十点（瑞士时间），苏黎世中央火车站，一号站台，穿红色外套，手拿《新苏黎世报》的人，是我们的验证者。他会带你们的人去见面地点。拿到数据包验证后，付款。不接受其他方式。”
回复还附上了一张模糊的照片，是一个欧洲面孔的中年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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