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对，问他怎么了，他都摇摇头。
“没事。工作上的事，能处理。”
苏婉清不信，但不追问。
她知道，他不想说的时候，问也没用。
12月20号，老韩从上海打来电话。
“赵总工，成了。”
赵四握着电话，手有点抖。
“说仔细。”
老韩说。“协议签了。钱付了。设备提出来了。现在就在厂里，正让人调试呢。”
赵四沉默了几秒。
然后他问。“有没有留下尾巴？”
老韩说。“没有。协议写得清清楚楚，是技术合作。设备是对方的，咱们借用五年。五年后，设备归咱们。谁查都不怕。”
赵四长出一口气。
“老韩，辛苦了。”
老韩在电话那头笑了。
“赵总工，您才辛苦。这一个月，您在北京扛着，比我难。”
赵四没说话。
老韩又说。“对了，那家德国公司的人，想见见您。”
赵四愣了一下。
“见我干什么？”
老韩说。“他们老板说，敢这么干的中国人，他想认识认识。”
赵四想了想。
“行。下次他来，我见。”
挂了电话，赵四坐在椅子上，半天没动。
窗外，天已经黑了。中关村的街上，路灯亮起来，一盏一盏，连成一片。
他点了一根烟。
抽了一口。
忽然笑了。
1988年1月，德国人来北京。
是个老头，六十来岁，头发花白，戴着金丝眼镜，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大衣。站在北京冬天的寒风里，冻得直搓手。
老韩给赵四介绍。
“这位是汉斯先生，那家公司的老板。”
赵四伸出手。
“汉斯先生，欢迎来北京。”
汉斯握住他的手，用生硬的中文说。
“赵先生，久仰。”
两个人在办公室坐下。老韩当翻译，聊了一个下午。
汉斯说，他在德国干这行三十年了，跟中国人打交道也有二十年。
见过各种各样的中国人，有精明的，有老实的，有胆小的，有莽撞的。但像赵四这样的，第一次见。
“十万美金，你一个人扛。你不怕出事？”
赵四听了老韩的翻译，笑了。
“怕。但怕也要扛。”
汉斯看着他。
“为什么？”
赵四想了想。
“因为那台设备，能帮我们造出更好的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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