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末，北京的早晨下了一场雷阵雨。
雨来得急，去得也快。
七点半，太阳出来，把湿漉漉的柏油路照得反光。
胡同里的槐树叶子洗得碧绿，空气里有泥土和青草的味道。
赵四骑车去上班。
车篮里装着昨晚熬夜写的报告，用油布包着，怕淋湿。
报告标题是：《关于建设我国首条商业化芯片生产线的可行性论证及建议》。
三十七页，四万多字。
从技术路线到投资估算，从市场分析到政策建议，从人才培养到国际合作……能想到的，他都写了。
这不是他第一次写这种报告。
但这次不一样。这次不是申请科研经费，不是建议试点项目，而是要建一条真正的、能赚钱的生产线——用市场的逻辑，而不是计划的指标。
他心里没底。
基地里，陈星已经在实验室了。
这个年轻人现在养成了习惯，每天七点到，先打扫卫生，然后预习当天的工作。
见赵四进来，他放下抹布：“赵总工，早。”
“早。”赵四把湿漉漉的雨衣挂起来，“其他人呢？”
“陈老师去上海了，联系生产线改造的事。林工在车间，说今天要试新的光刻胶配方。杨工和张工在会议室，好像……在吵架。”
“吵架？”
“也不算吵，就是争论。”陈星递过一杯热茶，“关于咱们那条商业化生产线，到底该建在上海还是深圳。”
赵四接过茶杯，烫手，但暖。
他喝了口茶，走向会议室。
还没到门口，就听见里面的声音。
“上海有基础！‘长城一号’就是在上海生产的，工人熟练，设备现成！”这是张卫东的声音，比平时高了一个调。
“但深圳有政策！税收优惠，土地便宜，离香港近，信息灵通！”杨振华的声音还是那么慢条斯理，但透着不容置疑的坚持。
“信息灵通有什么用？咱们缺的是技术，不是信息！”
“技术需要市场支撑！没有市场，再好的技术也是空中楼阁！”
赵四推门进去。两人同时停下，看向他。
“吵什么呢？”赵四把报告放在桌上，“坐下说。”
三人围桌而坐。窗外，雨后的阳光透过玻璃，在桌面上投下明亮的光斑。
“赵总工，您说，生产线到底该建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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