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又没了一个。”
对面床铺的刘军原本面朝墙壁，听到这话，翻了个身凑过来，只露出半个脑袋，“几楼下去的？”
“十二楼，上班上到一半，人说去上厕所结果直接上了楼顶，当场就没气了。”张大勇咂了咂嘴，语气里透着一股见怪不怪的麻木，“这都今年第几个了？第六个还是第七个？”
刘军翻回去，对着天花板，过了好一会才开口。
“我来厂里之前就跳了两三个，我来了以后这是第七个了，去年那个跳楼的女孩，厂里赔了三十万，今年年初又跳了一个，也赔了，具体赔了多少不知道，但听仓库那边的老李讲，最少三十万。”
“这次家属闹了吗？上次那个不是在厂门口拉横幅了？”
“闹啥啊，没闹起来。”张大勇嗤笑一声，“厂里给钱痛快得很，人拖走，地一洗，今天不照样没休班？机器都不带停的。”
三十万。
这个数字钻进赵小兵的耳朵里让他在脑子里开始不由自主地算账。
一个月拼死拼活加班，除去吃喝花销，能攒下一千多。
一年就算攒一万五，三十万，要干二十年。
二十年，每天十几个小时，机械地重复同一个动作。
一条命，换二十年的工钱，而且是一次性付清。
这笔买卖划算吗？赵小兵不知道。
他不是在想自己去跳——他没想过这个，想的是另一件事。
自己一条命，在这个工厂里，在郭台铭的账本上，在那些管理层的嘴里，就值三十万。
可他活着的时候，值多少？